他们用渔船、帆船一边做渔帮生意,一边装运纸外销。一次在洞头海面,装运纸的大小渔船五六十支被日寇拦劫,损失奇重。抗日战争胜利后,温州航运恢复,渔帮贩运停止,上海等地的商贩直接来温州采购,纸业又趋活跃。
解放后,人民政府极力扶植土纸生产,由中国土产公司温州分公司,在三溪设立了土纸收购站,帮助纸农克服困难。一九五一年,在中共温州地委的领导下,召开了土纸专业会议,成立“温州地区土纸产销协商委员会”。从此,温州纸的生产、销售走上了正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九五年,土纸生产情况时有升降,但总体稳定。一九九五年以后,由于土纸工艺陈旧、产品形象和质量不高,被新型的优质美观的现代纸形逐渐取代,加之当地居民大量外迁,土纸生产走向萧条,现仅余少数居民零星生产。
四、温州纸的生产和销售模式
在瓯海区泽雅镇唐宅村的一座水碓里有一座清代石碑,石碑的上端刻着七个人的名字:“子玉、子任、茂九、子光、子金、茂金、茂同。”其正文如下:“众造水碓一所,坐落本处土名曹路下驮潭。廷附税完,当为兴造之日,共承七脚断过,永远不许转脚。不乱随人捣刷,不乱粗细,谷至拨启先捣米,不许之争,争者罚一千串吃用。各心允服。乾隆五十五年二月日潘家立。”
上面的七个名字是水碓的七个股东,正文的内容应是“水碓章程”。全文皆为当地土语,毫无文采,且有很多白字,其主要内容是约定两条:一、股份不许随便转让。二、如有人捣米,捣“刷”的人要立即将“刷”拨起,让捣米的人先捣。
有专家认为水碓的这种合造轮用的形式是现代股份制经济的雏形。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土纸生产方式下,以这样的合作形式装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大规模纸绒加工设备,实在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投资方式,这也是温州“纸山”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造价最大,加工能力也最大的水碓以这种合造轮用形式置备,既是一种小规模的资金的合作,同时又合理的使它达到最大使用率。其他造价较大的设施如纸槽等,也采取这种方式,不过合作的户数少一点。
温州纸的销售主要是由专门的纸行来完成的。纸行向纸农收购纸,再把它销向市场。这种分散生产、集中销售的经营模式,从古至今一直都在沿用,而且它的市场生命力还相当强劲。值得一提的是,在通常情况下,纸农和纸行都维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有时纸农遇上周转困难,还可预先向纸行支取货款用于购买原料。纸行向纸农收购纸,大都是委托“伢郎”收购,有些“伢郎”往往根据行情动向,进行吞吐经营。
瞿溪老街是温州古代集镇中唯一保存得较为完整的一条古街,至今保存着完整的古代街巷格局和大部分的清代商住结合的建筑遗存。瞿溪老街又是自古代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温州纸业集散中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温州四连碓造纸作坊的外延部分,此二碑的发现,可说是填补了温州造纸业历史文献资料的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此二碑中所反映出来的清朝晚期温州农村、市镇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片断,也是研究温州近代商业发展史、集镇史的珍贵资料。在此笔者还想特别指出一点,从碑文内容来看,清朝晚期温州地方政府是不遗余力维护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的,同时也着力保护像纸民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温州纸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政府行为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