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坦率地说，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来。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个人来讲，国家利益都是根本利益。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才能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全球利益。

    之所以要在这里阐释这样一个利益的逻辑，是因为在全球化经济风起云涌的今天，在我们的各行各业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生存的挑战的时候，在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努力终于使中国经济跑到了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这种利益的逻辑似乎有些混浊，甚至有些背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都是国家所有，经济发展模式相对简单，国家利益非常明确和直接，所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都在其后。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多元，各种利益繁复交织，国家利益的体现不再那样简单。尤其是当我们逐渐步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国家利益变得更加微妙。

    比如，面对外资在中国迅猛扩张的态度问题。在此次针对造纸业的深入采访报道中，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各种态度的混浊当中，以至于一段时间里无法确定报道的主线，甚至对整个报道的主题思想产生过怀疑。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外资进行质疑，是否就是对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质疑？外资扎根中国，它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依托于中国的土地上发生，它的所有经营成果都贡献给了中国的GDP，还有什么值得诟病的呢？在全球化喧嚣尘上的今天，过分强调民族企业的保护是否有思想落后之嫌？是否眼光短浅？是否胸怀狭隘？

    最终，问题的焦点落在了一个核心：在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身上，国家利益到底孰重孰轻？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今天，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丰富多样，股份制、战略联盟等形式已经打破了原有的所有制等属性，企业变得更加多元。

    但是冷静下来，我们实事求是地发现，中国企业的现实还远未发展到理想化的阶段。在很多行业中，我们的企业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有的甚至连国内市场起步的阶段都没有度过。在我们迎接全球化的过程中，多数情况是国际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中国只是他们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在迎接“全球化”而已。

    于是，“谁的全球化”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需要自己的跨国公司，需要自己的更多的世界500强，需要自己的企业也能够享受全球化的幸福：企业成为全球统一构架的实体，不同国家和区域将承担整个工作的某一部分，从而真正实现了一个最佳的优化组合——以最适合的成本，将最适合的工作放到最适合的地方。但是，研究跨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从国内市场起步，然后以母国为基地，逐步走向世界，最终发展成跨国企业的。从国内经营到跨国经营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突然飞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回答刚才那个不科学的问题，再来看看有些民族产业的处境，是否能够觉出几分沉重了？

    据《中国产业地图》一书统计，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剩下的7个行业还是国家明令禁止外资进入的。大豆、橡胶、化妆品、洗发水、牙膏、装备制造等行业更近乎全军覆没。事实上，垄断是现代经济竞争的终极方式，外资进入中国的理想模式都是希望在某个行业形成这样的最大利益效应。而我们的企业之所以在很多行业失去了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外资得以迅速地对产业链进行了隔断，或者实现了垄断经营。